第十四章：動力、選擇與談判轉型（之二）
读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所做笔记与摘录，P231-244
原书及其作者：作者王天成先生，是90-00年代就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学者，2017年和胡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还是《中国民主季刊》的现任总编辑。这本书属于比较政治学功底非常扎实的著作，书本身不是很厚（两百多页）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标题所述讨论的是中国如果要走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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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動力、選擇與談判轉型（之二）
2、鐵板的分裂
p233 第二章說過，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統治精英的分裂。這種意義上的分裂並不是日常的利益之爭或低層次政策分歧，而是關於是否進行政治開放、是否維持威權統治的分歧；不僅統治集團內部要分化出溫和派、改革派，而且變革的力量要佔據相對於強硬派的優勢；分裂有兩種形式，即政治決策層的分裂或軍隊與政治領導人的分裂，它們既可能單獨、也可能同時發生；內部的分裂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下面就將這一分析視角、模型運用於中國。
2.1 高層派系演變
p233-234 派系之爭其實幾乎貫穿了共產黨的歷史，不過，故事應該從70年代末開始，因為只有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後，才第一次出現“改革”與“保守”之爭。但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劃分，是以支持還是反對改變僵化的計劃經濟和實行對外開放為尺規的。…… 所有的經濟保守派同時也是政治強硬派，但是，經濟改革派卻未必是政治溫和派。尤其關鍵的是，鄧小平既是經濟改革派的首領，也是政治強硬派的核心。…… 他們要實現的只是相當程度地去毛化，絲毫沒有改變他們本人參與建立並在其中享有權勢、特殊利益的專制制度的意思。鄧小平與其他元老在經濟改革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在維持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上，不僅與他們立場相同，而且有最為系統的論述。
p237-238 90年代以後，派系依然存在，但彼此沒有路線分歧。90年代，人們談論的是“上海幫”的崛起，此後是“上海幫”與“團派”的鬥法，近幾年則是“團派”與“太子黨”的較量。它們都是按個人升遷路線或者家庭出身劃分的，是為了掌握權力而形成的集團，而不涉及政治態度的分歧——當然不是沒有政治態度，在維持威權統治穩定的“大局”上，他們態度一致彼此合作。…… 從此以後，進入了全面保守或者說抱殘守缺的時期。一方面，過去1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畫上了句號。在此背景下，近年來一種新的輿論興起了，也就是“中國模式”論。
這個過程可以說明一個明顯然而經常被人忘記的道理：政治變革不是可以輕易發生的。（p.p. 239）
2.2 一黨制的韌性
p239 “六四”的槍聲響過之後，不少異議人士以為共產黨政權支撐不了多久了，因為其正當性受到重創。這一判斷忽視了政治溫和派遭到清洗對高層政治格局的影響以及當權者心理的變化。強硬派背上了血債，由於擔心被審判、清算，比過去更增添了堅持強硬路線、拒絕變革的動力。從獨裁政權的自身構成看，它沒有變得比過去更脆弱，而是更頑固了。雖然不能斷言共產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思想開明的人，但胡耀邦、趙紫陽的遭遇無疑對於那些內心有不同想法的人是沉重的教訓。追求個人的權位、利益，不關心國家的前途，有“理由”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江澤民、胡錦濤繼承了強硬路線，擔心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有可能構成對共產黨的挑戰、動搖一黨統治的專制制度。
p239 還有一點似乎需要注意。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專制政權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說的，它成了“有韌性的威權政體”（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這主要得益於鄧小平從80年代初開始倡導、推動的高層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當然是權力繼承的制度化、領導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來。
- 这段话里提到的观点可以在黎安友教授一篇2003年的文章里找到，全文免费开放，也不是很长。主要就是梳理了邓时代的一些将权力运转规范化的内部框架是如何增加了中共的政治稳定性；以及以往的学界观点是怎样跟着现实一步步转变。
- 说到底这种内部约束也只是有人愿意遵守才会有约束力而已。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连任期限，又倒车回去了。
p240 在此要提到美國政治學家芭芭拉・吉德斯（Barbara Geddes）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她將威權政體分為軍人的、一黨制的、個人化的和混合性的4類；個人化政權也可能是軍人建立的，也可能有一個壟斷性政黨，其不同在於，不存在制度化。
吉德斯發現，軍人政權最容易因為內部分歧、紛爭而選擇讓出權力，因為軍人通常特別關心軍隊的等級、紀律，不希望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損害自身的統一和效率（自身的統一和效率是他們的權力基礎）。與此不同，一黨制之中的幹部們則出於不同動機最希望保有職位，各競爭派系通常情況下會相互合作，所以，一黨制政權會相當具有韌性，往往由於外部事件而不是內部分歧而倒臺。在個人化政權中，官員們也最希望保有職位，各派系之間會相互合作，但是，政權在獨裁者死亡時變得特別脆弱，此外，它也更容易被暴力革命所推翻。
2.3 從外部撕裂
p241 從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看，最經常起作用的外部事件是民眾抗議和經濟危機。在眾多民主轉型中，有相當高比例的轉型發生在經濟危機的情勢下。不過，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威權政體的首先反應是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或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是在1985 年經濟整頓失敗後，才提出以公開性為先導的政治改革。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經濟改革計劃得不到人們支持後，才提議與團結工會談判的。鄧小平在70年代末推動的經濟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這加強了他對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信念。
p241-242 我認為，對於未來中國而言，政治精英最可能在兩種情況下發生具有民主轉型意義的分裂：第一，民眾的反叛和抗議達到這樣的地步，即政府已經開始失去控制，再也難以承受控制成本，統治精英中有人認識到強硬路線已經難以為繼，從而分化出溫和派。…… 第二，在社會越來越動盪、政府已經在失去控制的情況下，統治精英中沒有及時分化出溫和派，或者雖然分化了出來，但沒有取得相對於強硬派的優勢，結果局勢進一步惡化，最終發生更大規模的抗議，從而導致威權體系的癱瘓、分裂。那個時候重要的分裂也可能不是發生在政治決策層，關鍵是軍隊不支持鎮壓；最高領導人被迫下臺，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薩克、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軍隊支持鎮壓。
p242 從其他國家民主轉型的經驗看，如果溫和派領袖不是最高領導人，除非通過“宮廷政變”、特別是在大規模的抗議中取代最高領導人，政治變革通常不會發生。…… 近些年來，公民社會在艱難的環境下獲得了明顯的成長。社會又重新騷動起來，就像清華大學的一份報告所說：越“維穩”越不穩。去年中央政府的維穩經費逼近國防預算，今年則已超過國防預算。許多人多年來一直在盼望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始終沒有發生，這使得幻滅感開始在一些人中蔓延。特別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正在放緩，目前通貨膨脹已經發生。而經濟高速增長是過去20年來共產黨政權正當性的最重要來源。
- 感觉这一章更多的还是对历史的梳理和对各种相关理论的汇整。对于理论上可能的路径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研究结论。但对于真正的社会转型进程来说，最终的路会走通哪一条，几乎在人们把它做出来之前都不会有人能准确预见。
原书信息：
- 王天成，2012，《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晨鐘書局。ISBN 978-988-19539-7-1
- 在线讲义：第二十六节 铁板的分裂（上），第二十七节 铁板的分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