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轉型過程中的恰當變革順序(之三)
读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所做笔记与摘录，P173-193
原书及其作者：作者王天成先生，是90-00年代就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学者，2017年和胡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还是是《中国民主季刊》的现任总编辑。这本书属于比较政治学功底非常扎实的著作，书本身不是很厚（两百多页）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标题所述讨论的是中国如果要走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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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轉型過程中的恰當變革順序(之三)
4.從自由化開始
表現自由是幾乎所有其他自由的母體和不可缺少的條件。（p.p. 175）
- 得益于8、90年代以来，各路知识分子对自由和相关概念的不断科普和讨论，到今天大概不用再特别谈言论、集会这些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在道义上和生活中的重要。
4.1 開放政治表達
p176 一些人之所以一再要求制定《新聞法》，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誤以為憲法承諾的基本自由需要通過法律來具體保障、落實。實際上、言論、新聞、出版等基本自由的保障主要依靠憲法，在憲法都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就更加不能指望法律。言論、新聞等基本自由，首先指的是政府不能限制、干涉；法律會不可避免地賦予政府種種權力，因而，在威權制度下，相關的法律、條令越多，人們的自由就會越少。
p178 在政黨格局變革上存在着更嚴重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在論及中國政治轉型時，經常感歎沒有可以替代統治黨的反對黨，因而認為一黨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人認為，統治集團不可能同意開放黨禁，與其提出這樣“激進”、“不切實際”的要求，不如主張一些“溫和”、“現實”的改革。這類觀點的矛盾、混亂是顯而易見的：不存在替代性政黨，正是一黨專制造成的結果，以此來論證一黨專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是典型的專制主義的自我證成；爭取開放黨禁的確不容易，但是，如果你連開放黨禁的要求都不敢提出來，要想實現開放黨禁就更加不可能了。…… 在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可以產生民主政黨的萌芽和雛形，但是，獨立政黨的快速發展要等到轉型開始後才有可能。
開放黨禁是轉型的起始階段——政治自由化的核心和關鍵。祇有願意接受多黨競爭並承擔可能失去政權的風險,民主轉型才有可能真正發生。（p.p. 178）
4.2 再論轉型恐懼
p180-182 為了有利於啟動民主轉型，必須清理一個嚴重的思想障礙，那就是彌漫在各個角落的對於自由化、民主化的恐懼。…… 這種普遍的惶恐——我稱之為“轉型恐懼症”——有幾個明顯的來源。首先，它顯然是人類天然的守舊思想的體現。借用保守主義思想家賽西爾（Cecil）的話說，“它部分產生於對未知事物的懷疑，以及與此相應的對經驗而不是理論論證的信賴”。無論是統治者抑或被統治者，都祇熟悉專制制度下依靠高壓控制維持秩序的經驗，而對於民主制度下如何維持秩序卻沒有體驗，一想到放鬆控制便失去了確定感。習慣了表面平靜、聲音一致，很自然會特別擔心不同的聲音將導致混亂，甚至將不同的聲音與混亂相等同。習慣了沒有公開角逐、競爭支持的政治生活，很自然會特別擔心多黨競選將撕裂社會，甚至將不同黨派的競爭等同於社會的分裂、解體。習慣了對人民的壓迫性控制，自然會特別擔心一旦放鬆控制，人民就會無法無天，將眾多黎民百姓都視為潛在的暴民。
p183 在80年代，知識精英們並不為穩定擔憂、鮮有“民主會亂”的論調，但是，在經歷了1989年夏季的沉重打擊之後，在90年代重新出發思考未來時，這種論調卻奇跡般地變得流行起來。有的人談論“民主會亂”、“轉型會亂”是為了迎合官方，有的是為了論證、推銷“漸進民主”，但無論出於什麼目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官方所潛移默化了。…… 對於國外民主轉型的缺乏了解、官方對成功經驗的封鎖，以及對負面資訊的選擇性誇大、渲染，在強化、傳播關於民主轉型的悲觀情節上，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前面討論過的蘇聯東歐轉型對中國知識界的負面影響，就與官方的輿論導向密切相關。
- 大多数学者最害怕的主要转型前后的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和可能带来的参与爆炸（explosive participation）。参与爆炸指的是政治参与渠道初放开的时候，大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开始爆炸性的释放。所有的问题都被拿出来激烈的讨论，任何的不公都被要求彻底的清算，仿佛此前在非民主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都瞬间变成了最激情澎湃的自由斗士。
p186 從過去的歷史看，除少數例外，例如臺灣，絕大部分民主轉型都不是在社會矛盾較少的情況下發生的。…… 從這個角度看，民主轉型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為它被認為是化解矛盾、擺脫危機的出路。…… 在民主轉型之初，的確有可能發生“參與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但是，它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可怕；在突發性轉型中，當人們走上街頭擊敗專制統治的時候，“參與爆炸”就已經發生過了。人們當然會、也應該提出種種政治訴求，但是，人們也是有常識、理性的，會懂得民主制度的創立祇是為建立一個正義的社會提供了前提，並不意味着所有的問題都會立即得到解決。
- 但无论如何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就是人们到底能否在被动员起来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底线和纪律。对这个问题保持自信当然对于民主转型的启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如果让自信变成了盲目自信的话也对实现运动的自我控制无益。
p187 的確，不同的聲音對於專制統治是可怕的。例如，在專制政治下，任何原因、事件引起的遊行示威，都有可能變得非常激烈、非常有對抗性，以及發展演變為反制度性、顛覆性的，也就是針對整個政治制度和政權體系的抗議。但是，在民主政治中，遊行示威就不會這樣可怕，它祇是眾多表達方式之一，往往沒有強烈的對抗性，會停留在“就事論事”，而不會轉化為顛覆性的。人們手中有政治領袖需要的選票，因此他們用不着顛覆政府，況且，大家意見相互分歧、多種多樣，遊行者祇是表達了一部分人的意見而已。…… 這是一種“新”秩序、“新”穩定形式。政治自由就是它的前提和源泉。這也正是我們要在中國建立的秩序和穩定。為了建立這種新秩序，對於專制統治日復一日所灌輸的寂靜無聲的穩定觀，以及與此相應散佈的對於政黨競爭、集會遊行和所謂“負面”報導的負面看法，必須保持警惕。它們讓人變得神經脆弱，不敢面對未來。
p188 當許多人宣揚“民主會亂”、反對儘快轉型的時候，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有一個假定——中國現在是穩定的。這個假定已經越來越難以成立了。2010年，政府的維穩經費接近國防開支，2011年首次超過了國防開支。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清華大學晉軍等學者在一個報告中這樣評論道。
民主轉型過程總會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必須具有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的勇氣，才會擁有未來。（p.p. 189）
4.3 當前自由狀況
p189 還需要討論評估的是，中國是否開始了政治自由化？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有些人也許認識不清。從70年代末開始，由於共產黨逐步放棄了過去激進的社會革命路線，向1949年以前退卻，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人們感覺比70年代末以前的30年自由多了。這種感覺無疑是真實的。不過，如果從當代世界的眼光看，我們目前的自由度仍然低得可憐，祇獲得了有限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p189，191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包括選舉程序、政治多元化、政治參與和政府運作各環節的權利，涉及選舉政府首腦、選舉立法機構、 組織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的自由、政府透明度和知情權、請願權、腐敗懲治、政策評論權等子項。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包括表達和信仰自由、社團和組織權利、法治、個人自治與個人權利等類別，涉及媒體的自由獨立、宗教機構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自由、司法獨立、建立非政府組織、組織工會、擁有私人財產、開辦私人企業、遷徙自由、擇業自由、平等機會等等子項。…… 筆者認為，當今中國的政體似乎可以認為是兼具後極權主義特點的威權主義，是一種雜交政體（hybrid regime）。它不存在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仍然是其重要維度，但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和社會多元化。
- 插一句，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为中国的民运大声疾呼的人会经常在自己的表述中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选择程度最严重的措辞，就比如言必称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度。我不是说所有这么用的人都有戏剧化其辞之嫌，或者戏剧化的措辞好像在所有场景中都天然不对，但我还是觉得：也许我们选择词汇的时候应该基于对定义的讨论，而不是认为只要攻击对手的用词就是好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对手这么做是不正义的，我们自己也应该避免这种行为和背后的逻辑本身。
p193 我認為，當代中國的漸進主義，其精神氣質最有可能導致三種前景：其一，長期停滯不動，不發生真正的民主轉型；其二，從完全封閉的威權主義過渡到前景不明、具有一定競爭性的威權主義；其三，轉型的速度跟不上社會動員的速度，像前蘇聯那樣解體。下面將討論從自由化向民主化過渡，對轉型的節奏、速度做進一步探討，並對 9—11 章即轉型過程中的恰當變革順序做一小結。
在啟動轉型之初，小步幅、試探性的開放或許是在所難免的，但是，當社會動員起來之後，就需要加快速度、儘快舉行全國選舉，否則，變數將會增加。（p.p. 189）
原书信息：
- 王天成，2012，《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晨鐘書局。ISBN 978-988-19539-7-1
- 在线讲义：第十九节 从自由化开始（上），第二十节 从自由化开始（中），第二十一节 从自由化开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