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當前關於轉型路徑的主張（之二）
读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所做笔记与摘录，P73-92
原书及其作者：作者王天成先生，是90-00年代就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学者，2017年和胡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还是是《中国民主季刊》的现任总编辑。这本书属于比较政治学功底非常扎实的著作，书本身不是很厚（两百多页）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标题所述讨论的是中国如果要走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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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當前關於轉型路徑的主張（之二）
3.自由知識分子與官方知識分子的異同
p75 通過分析4個典型個案將發現，官方知識分子以漸進改革的名義明確反對儘快民主化，他們的改革建議往往與民主轉型無關。自由知識分子的要求要進一步，既可能會包含有限的自由化，也可能會包含了較多的自由化，但即便是最大膽敢言的學者，對於儘快民主化也是有疑慮的。
3.1 俞可平、周天勇
p76 首先，在闡釋其“增量民主”理論時，俞可平沿襲了官方一貫的做法，就是濫用民主的概念、將“開明”專制與民主混為一談。他刻意迴避了諸如政務公開等“制度創新”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問題，抹煞了真改革與偽改革、以民主的名義所做的姿態與真正的民主制度改革之間的界限。民主不是被當成一種國家政體、政府架構，而是被貶低為政府操控的、局部的“開明”舉措。
p76-77 其次，俞可平曲解了過去數十年中國政治、社會變遷的性質，淡化、掩蓋現政權的非民主性質。的確，70年代末以來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毛時代極權主義的顯著不同在於，人們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有了一定的空間。但這個過程在性質上屬於極權主義衰落、過渡到後極權主義，並向威權主義演變，而不是向民主轉型。這些變化或許可以成為爭取民主的有利因素，但卻不能武斷地贴上“民主”的標籤，以所謂“民主存量”來概括。因為人們並沒有選舉政府的自由，仍然生活在非民主的政體之下，這是不爭的事實。
p77 其四，根據“增量民主”理論，專制是與民主相容的，在專制制度下、民主祇是少一點而已。它假定民主可以在一黨專制的框架之下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建立起來。然而，本書前面已經闡明，在堅持一黨統治不變的前提下，突破性的、有實際意義的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就連發展真正的“黨內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對於領導集團而言、事情祇有兩種可能：要麼拒絕真正的民主，維持一黨專制，要麼發展民主，放棄一黨專制。
p77 其五，俞可平強調“增量民主”在過程上是“緩慢的”、“十分漫長的”，要求的是“突破”而不是突變。然而,“突破”與“突變”實際上是有關聯的，對於統治精英而言，為了杜絕“突變”的可能，就需要不能有真正“突破”。從這個角度看，“增量民主”理論不過是一種空想，類似於假定毛毛蟲可以拒絕蛻變而羽化為蝴蝶。但它的問題還不祇在於空想，更在於反對“突變”，也就是快速的整體性變革，將大變革推遲到遙遠的、沒有任何限期的未來。
p78-79 現在讓我們討論另一位官方學者、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這位據說經常為高層決策提供諮詢的學者，與王長江、王安嶺主編了一本書《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2007年10 月出版，迅速引起國際和國內的廣泛關注。…… 《攻堅》一書特別不尋常的一點在於提出了一個分階段改革的時間表和許多具體的改革建議。時間表的起點是2002年(是2002年，我沒有說錯)：從2002年年到2010年，重點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財政稅收體制、 中央與地方關係，也進行一些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和司法機構方面的改革；2011年到2016年，重點是進一步改革人大、政協和司法體制，形成現代的權力制衡機制：2017年到2020年，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形成現代公民社會；2020年以後，再用20年時間，即到2040年，形成一個中等發達的民主和法治國家(關於什麼是“中等發達的民主和法治國家”，周天勇沒有給出解釋)。
p79 由於《攻堅》既有改革的時間表又有具體的改革建議，它很容易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就是的確提出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漸進政改路線圖，這在當代漢語作品中是罕見的。…… 然而，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周天勇全部方案的大前提，是繼續堅持共產黨一黨統治。 他說，在未來至少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共產黨對新聞媒體、幹部任免、軍隊、行政機構、人大和法院的控制。這意味着，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要繼續堅持目前的黨國體制，繼續實施黨禁、言禁，繼續擱置自由選舉，也就是祇進行一黨統治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卻不啟動民主轉型。
p80 周天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注意的是可操作性”。他說，沒有共產黨領導就不可能很好地推行政治改革。他認為，從政黨格局的改革看，不論是壯大其他現有的黨派。還是建立新的黨、意圖實現多黨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當高昂，風險也相當大。他沒有明說的是，之所以出現新的、可以替換共產黨的政黨是“不現實的”，是因為現在是一黨制，共產黨不順意開放黨禁，不允許出現能替代自己的組織性力量出現。所以，他的邏輯，簡單地說，就是因為現在是一黨制，所以要堅持一黨制，取消黨禁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按照這一邏輯，30年之後中國依然是一黨制，也相應地要繼續實施黨禁、堅持一黨制，而民主轉型依然是“不可操作的”。
- 读这一章下来到这，我最大的疑惑是，这些官方学者的方案听起来很美，但是执政党为什么要照做？可有可无的措施，无限遥远的要求，完全不存在压力的表述，为什么要因为仅仅听起来不错就去做这些有可能松动自己政治控制力的事？这世界上有哪些历史上的绝对权力中心是自己温柔的走进笼子里的？一昧跟着共产党的红线收缩自己的要求中的实质成分，那么一种符合逻辑的结论不应该是，执政党只要一直掌握划红线（意味着随心所欲的惩罚越界者）的权威，就可以一直轻轻松松的躺在不受刺激的位置里，任由你在七歪八扭的红线缝隙中窒息自己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觉得要求只要够温和，就会让政权接受温水煮自己的局面？
- 为什么如此体贴当权者，做出一点改变就无限放大其意义，但是一转到真的发展公民社会自治的事情时就动辄说“这会乱”，“这做的不好”，“这没有意义”，“这会刺激共产党”？当权者本来就有无限的资源来隐恶扬善，已经获得了很长的时间来精心编织自己的叙事，公民社会想要从一个长期被压制而且历来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难道还要加一道“必须一出生就完美”的要求吗？包容是一种需要痛苦的锻炼的能力，容忍和思考一时难辨对错的事是一种困难的能力，敢于思考一些可能带来风险的思维禁区是一种让人不安的能力。偏袒现有的强势者是最简单的事，论证自己如何正确则是人皆有之的倾向。
- 这本书看到这里，已经无数次看到许多方面的主流意见要求一种转型是：“有序”，“设计好的”，“有意识协调的”，“在一种理性指导下的”。上一次看到这种表述还是在法国大革命那本vsi读本里，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国度”——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制造了极大的革命恐怖。这些要求根本就不是社会运动能有而且该有的样子，这样的要求除非再建一个威权中心不可能实现——那我们又到底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摆脱现有的威权？还不如像这些官方学者一样，满足于旁敲侧击、永远都在、永远都重复的局部改革，盼望着政权恩赐的空间就好了。那么如果逻辑要自洽，即使政权赐下的是非典或者文革，也请务必接受，这确实永远都会是是眼下最轻松、最“理性”、最不需要思考的做法。所谓奴隶是代代人的代价，自由是一代人的代价，不愿意这份代价落到自己头上，最少做个敢于承认自我的人。
p80 《攻堅》一書試圖給人一個重要印象，就是要先進行許多方面的改革，才能進而啟動民主轉型。在其所提出的種種具體改革建議中，如果孤立地看，也許每一項改革都不無道理，但我們完全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那些不觸及政體原則的改革，是否啟動民主化之前必須要進行的，是否民主化的必要條件？如果在民主化之前實施那些改革，是否能收到預期效果，而不會是浪費時間、增加擺設？哪些改革在民主化之後進行更好，更有可能成功？在周天勇方案的種種改革建議中，我沒有發現一項是民主化之前非進行不可的。
3.2 周舵、張博樹
p82 周舵構思了一個與眾不同或者說怪異的轉型方案。他認為，在操作上，首先要達成“精英共識”，建立憲政和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遊戲規則，其中司法獨立至關重要。在此前提之下，一方面培養文明的政治行為習慣，同時漸進、穩妥、有序地逐步擴大公民的政治權利，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精英必須起主導作用，政治參與相應地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臺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多黨制發育之路”，也就是政黨從議會內部派系中發源(像英國、美國政黨的起源)，“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p83 周舵這個別出心裁的轉型方案的空想性是非常明顯的。例如，他沒有說明決定建立憲政制度的“精英共識”如何才能達成，也沒有說明共產黨如何會自覺自願地從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老子黨”變成議會黨。
p83-84 但周舵主張憲政先行，這是其整個操作方案的基礎，應予側重辨析。而且，過去10 多年來，一些人圍繞着民主與憲政的關係爭論不休，不時有人發出憲政先行的籲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周舵主張先建立憲政制度然後逐步擴大政治參與，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表面化理解或者說想像。的確，英國全民普選的實施是在憲政制度鞏固之後，但這並不意味着其憲政制度是在缺乏廣泛政治參與的情境下得以維持、鞏固的。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就成了一個立足於廣泛的政治參與、以議會為最高機關的虚君共和國。儘管它不是一人一票基礎之上的民主共和國，但民主卻是其政體至關重要的構成元素。其最重要的機構即議會下院是平民自由、直接選舉的，是其政體的民主成分。擁有或租種價值40先令土地的男子都能參加選舉，普選權在當時其實不是嚴重問題，而是工業革命後出現的新問題。18世紀下半葉後肇始的工業革命產生了許多根據舊選舉法不能選舉代表的新市鎮，也造就了一個數量龐大、沒有土地的工人階級。所以，英國到了1832年才開始推行普選權是與其社會結構的變遷歷程聯繫在一起的，不能脫離這一背景去理解。
p84 其次，非常明顯，憲政的確立不能依靠少數“治國精英”的自覺自願，必須以政治開放為前提。說到憲政，指的是以憲法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經驗表明，其實現不僅需要通過建立分權制約機制實施政府的自我約束，更需要人民廣泛有力的參與、監督。…… 周舵所期待的精英——“仰望星空的人”，是不可能發揮英國貴族那種作用的。英國歷史上的貴族既有動力又有力量削弱、限制王權。他們有自己的領地、城堡、騎士和刀劍，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主要的納稅人，與國王有利益衝突。他們交替使用手中的刀劍和議會的講臺馴化君主，將君主一步步趕進憲法的“牢籠” 之中。正是由於他們的獨立性和強有力，由他們構成或參加的議會才變得有力量，並最終成為英格蘭政制的核心部分。然而，周舵所特別寄予厚望的精英，那些坐在人大和政協中的人，並不是這樣的力量。他們的主體是黨政官僚，與社會有利益衝突，與政府則是利益共同體。人大要轉變成真正的議會，要建立起分權的憲政體制，就必須將官僚們置换成具有獨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這祇有通過人民自由、直接的選舉，而不是“逐步向獨立人士開放”所能完成的。在沒有傳統貴族的現代社會，保障憲政、自由的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精英而是精英背後的力量——大眾。
p85 其三，應該區分因為政治鬆動所獲得的短暫、不穩定的自由與憲政化、制度化的自由。本書前面說過，在民主化之前需要自由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由是先于民主的。但需要明確的是，自由化階段的自由是沒有制度化的，亦即還不是憲政、法治保障下的自由。祇有在實現充分的政治參與亦即民主化之後，憲政法治才有可能牢固確立，自由才能制度化。周舵主張“先自由(以憲政、法治有效約束政治權力，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後民主”，將憲政制度的建立置於民主化的實現之前，實際上是將民主化以後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不切實際地提前了。
p85-86 轉型是政府、社會之間相互博弈的產物，而不是政府自覺自願的單邊行為。在過去發生的民主轉型中，有的是政府啟動的，有的是政府與反對派談判的結果，有的是公民社會強加的。以政府主導的轉型而言，它也不會發生在統治集團相信自己能夠實施有效控制的時候，相反，是在已經開始失去控制、對保持控制越來越沒有信心的時候。典型的情況是，在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中，面對公民社會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脅，政府的控制成本變得難以承受，緊縮、鎮壓的前景難以預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雖然還掌握着相對的主動，但統治集團內部分裂了，溫和派認為如果不做出一些讓步、不實施某些開放，將難以渡過危機，局勢將會進一步失去控制。溫和派說服了強硬派，嘗試推行政治開放。…… 在政治已經鬆動、社會開始動員起來的情況下，倘若不加快轉型的步伐，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將有可能發生激烈的對峙、衝突。所以，以為“漸進的”、緩慢的就是“可控的”，“可控的”、“漸進的” 就是“有序的”，是不成立的，結果可能正好相反。
p88 張博樹認為，憲政改革的具體實施步驟是：“取消言論限制和結社限制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改革教育體制、廢除黨化教育;推進基層和地方自由選舉；政黨政治建設，包括讓現有8個“民主黨派”獨立化，解除黨禁允許新的獨立政黨的出現；共產黨黨內民主化；解決“六四”和鎮壓法輪功兩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舉行制憲會議，確定多黨制基礎上的憲政民主框架；兩岸和平統一，共建大中華共和。基於漸進主義，張博樹主張新聞、教育、政黨、地方選舉等制度改革都應以逐步解構和建構的方式進行(漸進主義一個基本特徵就是不僅改革在整體上是漸進的，在局部、單項上也是漸進的)。
p88 張博樹上述方案最值得稱道之處就是毫不含糊地將劍鋒直指一黨專制、要求開放黨禁。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停滯不前的癥結就在於統治集團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政，可是，在思考、探討如何才能啟動政治制度改革時，許多人都忘記或者刻意迴避這一點。例如，許多人都主張開放地方選舉，卻不要求開放黨禁，反而迎合甚至鼓吹應繼續堅持一黨體制，幻想着這樣統治集團就能接受他們的主張。
p89 然而，像其他漸進主義者一樣，張博樹的轉型思考依然有下列問題：其一，他也在渲染轉型過程的可怕，假定小步、慢速的改革才是穩健、安全的。他說，蘇東各國改革歷史表明轉型過程“都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動盪期”，蘇俄改革最大的教訓就是速度太快，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讚賞威權控制的轉型戰略。我並不是說轉型過程不會有震盪、風險，但綜觀第三波民主化，可以發現，總體上應該以積極的心態看待民主轉型過程。本書後面還會進一步說明這一點，也會闡明蘇俄改革最重要的教訓其實不是速度太快，而是某些關鍵性改革沒有被置於優先地位；東歐國家的改革歷程也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動盪。渴望轉型的中國知識界對轉型過程幾乎一邊倒地持負面看法，這種精神、輿論氛圍是非常不利於轉型的發生的。
p89 其二，張博樹對於在較短時間內推行全國自由直選即民主化的態度是曖昧的、沒有信心的。他在羅列改革的步驟時，並沒要將全國自由直選放在一個重要、明確的位置，祇是在含糊的上下文中附帶說了一句“全國人大代表也完全是可以直接選舉的”，這表明了他對應否在較短時間內從自由化過渡到民主化相當模糊、疑慮(在我與張博樹先生的一次當面交談中，他曾表示20年之後中國才適宜實施自由直選國家領導人)。儘管張博樹強調了開放黨禁，但從其他國家轉型的經驗看，開放黨禁的決心通常是與是否願意實行全國大選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說在近期內實行全國大選是不適宜的，開放黨禁也往往會被認為是不適宜的。
p89-90 其三，可以看出，張博樹主張自下至上開放選舉，即先實行基層和地方也就是鄉、縣和省級自由直選，最後擴展至全國自由直選。這樣的順序幾乎是所有漸進主義者一個共同的觀點(我本人16年前也曾提出類似主張)，然而，本書後面將闡明，如果全國自由選舉不在省級之前發生，漸進主義者們所擔憂的“社會解體、國家分裂”將真的有可能發生。
3.3 漸進主義主要特徵小結
p92 漸進主義萌芽於80年代，但其盛行卻是90年代的事。它是整個中國知識界以1989年為分水嶺，在90年代轉向保守主義的產物。80年代那種要求快速變化的精神特質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漸進主義。下面將探討漸進主義興起的歷史、理論原因。
- 80年代萌芽了大量的思潮，但89过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在90年代繁盛发展。
原书信息：
- 王天成，2012，《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晨鐘書局。ISBN 978-988-19539-7-1
- 在线讲义：第八节 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上），第九节 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