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當前關於轉型路徑的主張（之三）
读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所做笔记与摘录，P93-116
原书及其作者：作者王天成先生，是90-00年代就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学者，2017年和胡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还是是《中国民主季刊》的现任总编辑。这本书属于比较政治学功底非常扎实的著作，书本身不是很厚（两百多页）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标题所述讨论的是中国如果要走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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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當前關於轉型路徑的主張（之二）
4.漸進主義的歷史與理論淵源
4.1 兩個89-64
-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的是抗议被血腥镇压，随后政治控制加强，人们普遍感到幻灭。在东欧发生的是前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多个国家纷纷民主转型，在苏联发生的则是统治集团推动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p96 北京的“89-64”結束了被誣稱為“動亂”的和平請願運動，也結束了一個時代——純樸而活躍、勇於面對未來、強調政治改革的80年代。…… 六四以後的知識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思考、重新出發的。最初的一段時間，許多人都“有一種窒息感，一下子墜入沒有邊際的時間深淵”，“真的好像死過一次”。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他們的心情也變得輕鬆、樂觀起來，因為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符合一個廣為人知的理論——民主政治必須立足於自由市場經濟之上。
在“痛定思痛”之後，許多人對於自己曾置身於其中的80年代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認為80年代是幼稚、激進、浪漫的，是思想多於學術的。他們要求自己變得理性起來，以更深的學術積累，傳播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的各種西方思潮，闡釋“自由”、“民主”、“憲政”、 “法治”的涵義和彼此複雜的關係，而在政治上卻退卻了，在政府明顯比80年代更沒有政治改革意願的情況下，人們把希望集中到了政府主動改革上，而且幾乎一致主張漸進改良主義。許多人對於年復一年“穩定壓倒一切”的輿論宣傳不以為然，但其思考卻不約而同地打上了這一論調的烙印——既渴望轉型又害怕轉型，一談到轉型就聯想到動盪、失序，強調要“漸進”、“有序”，假定那樣就不會有“陣痛”了。
-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考虑扩展阅读：Adam Przeworski 和 Fernando Limongi 的经典论文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顺便推销一下我自己做的阅读笔记：现代化：理论与实据
p97 當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瓦解的時候，“受夠了他們(共產黨)”的人們沉浸在歡慶之中，對未來充滿了期待。隨著經濟轉型的迅速啟動，原本在危機中的經濟大幅下滑，一些西方專家甚至擔心會引發激烈的抗議、動盪，導致新生、脆弱的民主體制的破產。但人們，雖然不免沮喪，忍耐了——沒有發生“激進的集體抗議、漫無節制的運動、大規模的罷工以及政治暴力”，轉型時期的政治生活是相當穩定的。
轉型2-4年後，一些國家的經濟開始從低谷反彈，1995年至1999年絕大部分東歐國家GDP平均增長率都超越了80年代，走上了穩步增長之路。民主憲政體制鞏固了，經濟轉型也最終獲得了成功。2007年，著名的“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發表了經濟學家奧拉・哈夫裡立辛 (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報告，總結了前蘇東地區轉型15年後的結果：變革快速、廣泛的東歐國家要比變革較慢或祇進行了有限改革的獨聯體國家，在經濟增長、制度建構、吸引外資、貧富差距、減少貧困等方面的表現都明顯要好，社會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價也更少。
- 但是需注意，很多民主政体是挺不过经济低谷的，历史上很多新生的民主政权在初期都非常脆弱。至于挺过去了的民主政体会怎样影响经济，可参看（超长慎点）：Daron Acemoglu 等作者的论文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p98 對於官方而言，蘇東劇變是一場噩夢，宣傳媒體對東歐人民自豪的、結束專制的抗議運動諱莫如深,將那裡發生的一切統稱為“動盪”，認為必須避免步蘇東後塵，而知識分子們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近似的結論——不能走蘇東道路。
歸結起來，80年代最後一年北京城的呼喊與血光，留給許多人的不是悲壯的激勵，而是沉重的打擊。蘇東共產主義的崩潰本來是人類自由的重大勝利，但在西伯利亞以南的中國留下的卻是陰影，挫傷了人們對轉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對轉型的畏懼。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發生了斷裂、轉向。
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崩潰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不少人試圖從中總結“亡黨亡國”的教訓，他們的分析是官方色彩的或扭曲性的，可以用來反對民主轉型，不能用來指導民主轉型。（p.p. 132）
- 这就是为什么有自己的历史叙事很重要了，在中国，一直以来政府还是能够相当轻松的控制绝大部分人能接触到的信息范围，长期下来哪怕是反对派内部的历史认知和各方面观点也碎片化的厉害，往往不自觉的受主流叙事影响。再加上国人的经典讨论习惯，只要觉得对方的说法有半点不合心就必须出来说一嘴，讨论往往没有尽头，不同意见不存在共存的概念。
- 不过，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又久了一些，普遍的信息审查和隔离的效果说过了很多遍就不提，对于不同思想相互碰撞过程中的所谓“宽容”，所谓“文明讨论的规范”，最近又有了新的想法。看到网上形形色色的人和观点，我实际上会在心里把对方和我的异同划分为思维、观点、修辞三个层次。修辞基本是技术问题了，比方说比较煽动性的修辞，比较官气的修辞，比较学术的修辞等等。虽然也会导致一定的评判，但不多；观点是既可以指大的左右派、是否亲中（and／or 共）这样的立场分别，也可以是具体某个问题上的观点立场；思维是最里层的东西，但其实是影响我综合好感度的最重要因素——开放的思维，能够面对不同但自洽的逻辑表示尊重的思维，探索和不着急下定义的思维，能容得下未知的思维。
- 我在和自己对话时常常是在两个意义上谈“思维”。比较简单的意义上就是诸如宽容，尊重，逻辑讲自洽，不要非黑即白，不要抗拒未知，不要受害人心态，这一类的东西；更复杂一点的意义是某种主流意识，这词是我生造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态取向，而不是像前面那样的规则类取向。具体来谈，就是很多中国的异议者，表述常常带有一种愤世嫉俗，只适于当反对派的味道。普遍的攻击一切并不使你成为一个可能的建设者，虽然在考虑制度转型的时候，拆毁最少是和建设并重的。这本书的早些地方（第一章 引言：簡論建立民主工程學，原文下附）也提过“real alternative” 的重要性，我的理论基础其实还不到能严谨具体的讨论这个，但我直觉上感到也许这里就是需要一种建设角色的存在。所谓建立自己的历史叙事，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单纯的反诘一切官方叙事。（私心推荐两个在我心里有这种 “建设者” 气质的NGO，中国民间档案馆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p5-6 祇有當民主成為一種真實而非想像的替代性選擇(real alternative)時，民主轉型才會發生。“也就是，許多人——包括足夠數量的政治精英——願意以實際行動結束專制的時候，民主轉型才會發生。而形成付諸行動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祇是對民主政治的優越性有足夠的認同，也需要對民主轉型的過程有較強的信心。
4.2 “激進-保守”、“革命-改良”
p98-99 從90年代上半期開始，發生了一場關於“激進與保守”的爭論，這是中國知識界思想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和來源。不過，觸發這一討論的不是90年代的著述，而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1988年在香港的一次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余英時在演講中闡明了晚清以降中國思想演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就是不斷激進化——從主張西方政治制度，進而全盤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從倡導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張共產主義社會革命，最後發展到主張文化革命。
p100 然而，大陸知識界經過這場“激進—保守”的討論之後，在“保守” 獲得正名的同時，“激進”卻被污名化了。像過去一樣,不少人陷在簡單化的、“激進一保守”的二元對峙思維中，以“激進——保守”論是非，祇是這次情形反轉了過來：“保守的”是正確的、現實的、好的，“激進的”則是浪漫的、災難性的，在理論上祇反激進主義、不反保守主義。
4.3 英國道路的迷霧
p101-102 英國現代政府制度的發端可以追溯到遙遠的1215年，那一年，一個要求國王尊重一系列臣民權利、自由的憲法文件——著名的大憲章橫空出世了。…… 此後半個多世紀中，為了迫使國王們承認、尊重大憲章，人們又數次發動起義。特別應提到的是1263年爆發的內戰，蒙特福侯爵(Montfort) 率領騎士在新興市鎮的支持下贏得勝利。1265年，蒙特福召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直接選舉產生的騎士、市民代表參加的大議事會(National Council)，這是英國現代議會制的開端。在頻仍的內戰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戰爭並不是憲章、權利的可靠保障，而需要發展出相應的機構、機制。另一方面，君主們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馴化、認識到了遵守承諾、尊重臣民意見的“好處”。英國因此走上了向議會制政府演進的道路，議會的權力逐漸由弱到強、在政治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p101 到了17世紀，隨着封建制的日落西山，歐洲大陸國家走向了絕對君主制，英國的君主也想起而效法。結果是盡人皆知的：1642 年，革命爆發了，7年後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1688年的“光榮革命” 幾乎沒有流血，但依然是訴諸了武力的革命。受英國議會的邀請，荷蘭執政、未來的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率軍從西南登陸，詹姆斯二世聞風逃跑了。光榮革命後，議會的最高地位得以穩固，代議制、分權、 司法獨立的現代政制框架全面確立，英國成了一個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國。
英國從此告別了革命，但政治現代化沒有停止。責任內閣制、現代政黨體制逐步演化了出來；經過1832年、1867年、1884年選舉改革，成年男性獲得了普選權。然而，這些和平的演化、改革都是在現代政制的大本大原已經確立的前提下發生的。在大本大原的確立過程中，每一次飛躍都是以刀劍開道的。
p104 可以從英國政治現代化之路中得到什麼教益呢？英國的憲政民主之路特別漫長是可以理解的。從中世紀到16世紀荷蘭革命之前，君主制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確性，佔據着絕對的正統地位，現代民主憲政制度對於人們是難以思議的。英國的憲政主義、代議制政體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從13世紀開始發祥的，沒有藍圖、沒有計劃，經過多次革命，到17世紀末，才完成從君主制政府向代議制政府的轉型，後來又經過漸進改革，完成向大眾民主政府的轉型。光榮革命後不久，英國的自由政府制度就成為世界的榜樣、現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淵源。但是，雖然人們可以學習英國的自由政府制度，卻不必要也不可能複製摩仿英國的政治現代化路經。
- 很多中国人对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的认知只有一个词，光荣革命（1688-1689）。这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的决定点，但是实在无法概括整个过程，法国的现代化过程倒是只用一个 “法国大革命（1789-1799）” 来概括也没落下太多东西，但是英国的情况要更温吞和弥散一点。大宪章运动（1215，说真的有够早）是一波潮涌，英国内战（1642-1651）及其后的光荣革命是一波，在之后民主从内战后的立宪共和政治框架之下诞生是最后一波。“节制” 确实贯穿这整条线上的历史故事，但绝不是英国历史唯一的启示。光荣革命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内战打的各方都毫无办法了，才最终选择了妥协；如果一开始就拖泥带水，立场暧昧，很可能反而会需要更长的痛苦才能产生结果。
p105 這裡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國一些學者一個思想混亂之處就在於，在民主制度整體框架建立之前主張漸進主義，卻不能以漸進的心態看待轉型之後新生民主共和體制的幼稚、缺陷。你經常看到一些人將民國初年政壇的紛亂歸結為轉型太快、條件不成熟，想像着如果通過漸進改革實現轉型就可以避免那些現象了。當看到臺灣立法院內的紛亂時，他們同樣懷疑臺灣是否具備了民主的條件，甚至認為華人文化不適宜於接受民主。他們太急於為漸進主義尋找依據，以至於不能認識到，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需要一個成長或漸進改良的過程。在真正需要漸進主義心態、漸進主義已然成為可能的時候，他們拋棄了漸進主義，變成了急躁主義，並反過來以這種膚淺的、 自相矛盾的解讀作為主張漸進主義的論據。
4.4 保守的自由主義
p108 哈耶克是另一個對於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影響特別重大的西方思想家。哈耶克將畢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衛人類自由、反對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上。40年代，西方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寫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計劃經濟，結果將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他繼承了柏克的演化主義歷史觀，復興了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又稱“擴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 自生秩序指的是人们在一套共同的大框架下运作，各自在人和人持续的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一些范式。说白了，所有成文的规则都不可能真的穷尽一切规定，自生秩序指的就是默认存在的，或者人们自发形成的默契。与此相对，哈耶克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下所反对的“建构主义”，也不是说任何事先的设计都该反对；他当时面对的是社会主义者和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的建构，就是字面意义上包罗全社会所有方面的建构，尽善尽美，可以且应该通过压制不同意者的意见来强制实施。
- 这一段自己解释而不是抄原文只是因为文抄公当累了，原文说的比我好，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原书写得更好，有兴趣的应该看看。
p109 在多種多樣的組織中，政府組織無疑是最龐大、顯著的。儘管政府制度的運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補充，但即使是哈耶克，他也不會簡單化地用“自生秩序”概念來說明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民主轉型的目的不是為了重建整個社會，祇是要建立權力受限制的自由政府制度。政府制度主要是建構的，卻並不屬於哈耶克所反對的建構理性。自從英國提供了代議制立憲政府範例之後，所有自由國家的憲法都是舶來品、帶有理性設計的特點。
p110 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是又一個對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有着強烈影響的人物。他是與哈耶克齊名的、20世紀反極權主義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批判了歷史決定論即認為科學可以認識歷史發展規律、預言人類未來的思想，以及與這一思想緊密相連的“整體或者說烏托邦社會工程”(holistic or 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而主張以符合人類認識邏輯的“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改良社會。
- 注意一下这里，波普的理论讨论的是“社会”工程，不是政治或政治运动。在西方社科领域里，“国家”、“社会”、“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一是一二是二，都很不一样。社会的概念就类似于说，我设立一个关注罕见病儿童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一些活动，这就说的上是一项社会工程，但在民主社会显然称不上政治过程，除非涉及到了专业游说。
p111-112 波普的政治哲學在8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90年代以後才流行開來。與哈耶克的經濟、社會理論一樣，波普這一反極權主義、捍衛自由民主的學說，對於批判49年以後中國的烏托邦工程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樣吊詭的是，它也被用來反對快速的民主轉型。結束專制、建立民主被望文生義地當作了整體工程，被認為應該分解為許多細小的部分緩慢推進。而在波普那裡，“整體社會工程”並不泛指所有重大的變革，“整體主義”(holism)特指將社會當成整體對待、探究的方法，“整體社會工程”也就是烏托邦工程。
波普畢生都在捍衛自由民主制度，從來不曾將建立民主憲政當成整體工程。仔細閱讀其著作就會發現，波普並不認為可以通過漸進改革終結專制、建立民主。…… 波普的核心關注不是如何建立民主框架，而是在民主框架已經存在的前提之下，找到一種既可以改良社會、又不會破壞民主的方法(零星社會工程)。所以，他的自由主義缺乏一種政治發展理論。他祇是附帶論及了政治革命。
p112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的一年。那年底，著名學者朱學勤在《南方週末》上發表文章，宣佈自由主義在中國開始了公開言論。朱學勤這樣界說自由主義：“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這一界說將漸進演化的變革觀置於優先地位、視其為自由主義的定義性特徵，似乎不持漸進，演化的變革觀，就不是自由主義。
- 话虽这么说，如果不是这本书里在梳理很多概念的时候会详细引用，恐怕现在也只有当年那代人才记得当年这么多的学理论战了。现在时过境迁，对很多新生代来说，解释清楚什么是本土自由派都变得困难，更别提中国曾经的理论光谱了。
- 这段完整的概括里面，大量的分号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实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很多不相干的概念拉到一起了。这种包罗万象的描述，比起想要界定一种理论，更像是在展示自己眼里的某样理想。
p114-115 在一個需要大變革的時代，如果保守是思想的基調，大變革是不太可能發生的。要想獲得民主自由，必須有一種積極、大膽的政治發展觀。這種積極、大膽的精神，可以在當代發生的、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中找到，也可以在英美革命時期的近代共和主義、古典政治自由主義中找到。以民主轉型而言，中國知識界從柏克的保守主義、哈耶克的新古典經濟自由主義中去尋找資源，是投錯了門。哈耶克、波普都沒有建構一種政治發展理論，儘管他們的學說與民主轉型的大變革並不矛盾。
- 对于社会或政治运动而言，“动机”是很重要的稀缺资源——某件事要做，而且现在就要——不存在这种躁动感的话，很多事情并不会自己发生，相信只要足够多的好人们持续足够久的在心里不喜欢某样事物、这种事物就会最终消亡，是一种非常一厢情愿不作准的信念。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也许在终极的层面上，是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能触摸的边界，是玩家定义了游戏；但是在每一代人有生之年的中长期层面上，只有行动和宣之于口的言说是有效的。
- 同时，动机也是脆弱的。如果一个人相信着某样事情将要发生，或者持续的受到一种紧迫感的压迫，但是事件最终没有发生、自己也什么都做不了，这就会给动机造成很大的打击，有很大的概率转变为犬儒或者习得性的无助心态。既能随时保持某种 “预激发态”，又不在（个人尺度）长期的时间流逝里耗尽自己的精神容量，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
原书信息：
- 王天成，2012，《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晨鐘書局。ISBN 978-988-19539-7-1
- 在线讲义：第十节 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上），第十一节 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中），第十二节 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下）